高職危機！各大職業院校頂得住社會經濟新浪潮嗎？

一、變革的經濟：高職教育改革創新的時代背景

(一)“互聯網+”創新經濟發展形態

經歷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中國自2012年起進入新的經濟發展周期，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產業增長方式等發生了巨大變革，以“互聯網+”的全方位滲透為典型特征，與各行各業深度融合，形成更廣泛的以互聯網為基礎設施和實現工具的經濟發展新形態。這并不是簡單的相加，而是技術、思維、理念、模式上的“+”，尤其以以人為本推動管理與服務模式創新和大眾創業為重要內容。2015年，中國把“互聯網+”納入國家行動計劃，奠定了這一新興產業模式的戰略地位。

“互聯網+”跨界融合的特質深刻影響了電子商務、金融、旅游等多個行業，不斷刷新傳統行業與產業模式，并產生了一系列新的用人需求。培養符合“互聯網+”產業鏈要求的技術技能人才，是高職教育重要而緊迫的課題。

(二)智能制造變革工業生產模式

全球金融危機促使發達國家積極調整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戰略，強化創新引領，高度重視智能制造，如德國“工業4.0”國家戰略、英國《工業2050戰略》，以及美國《國家先進制造戰略計劃》(NSPAM)、“國家制造業創新網絡”(NNMI)與“制造擴張伙伴關系”(MEP)計劃等。為改變傳統發展方式和促進產業升級，2015年5月19日，中國國務院印發了《中國制造2025》，部署全面推進實施制造強國戰略，倡導“創新、綠色、智能、和諧”。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對人才需求呈現著新的變化，如具體設備操作人員大量減少、高智能設備和系統的維護者增加等，要求高職教育培養的人才更具可塑性和可持續發展性，專業設置更契合產業發展。

(三)“一帶一路”構建開放新格局

“一帶一路”是目前世界上路徑長、廣的經濟合作帶，從中國發端，貫通亞歐大陸，涉及“60多個國家和獨立關貿區，覆蓋總人口約44億，GDP約21萬億美元，分別占世界的63％和29％”。作為強大的經濟命脈與文化命脈，“一帶一路”戰略要求中國企業、產品、文化和服務“走出去”。而職業教育是與社會經濟聯系為緊密、反應為靈敏的一個教育類型，必然受到這一戰略的深刻影響，要求既能“請進來”，也能“走出去”，建立與新經濟格局相配套的職業教育發展模式。

二、浪潮的沖擊：高職教育面臨的沖壓與新生

根據第三次浪潮描繪的圖景與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現狀與趨勢，高職教育既受到改革浪潮的沖擊，又有傳統模式的疊加。在二者的不斷對抗與融合中，當前及未來高職教育的改革創新面臨著巨大沖壓與新生，至少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高職職業崗位需求新變化顛覆傳統人才觀

國外調查研究表明，在新一輪的信息技術革命中，主要職業門類中可自動化的工作種類令人瞠目，如未來10-20年，美國47％的工作崗位可能實現自動化，[2]如通用汽車、蘋果等大型企業正大規模提高自動化水平并減少雇員。在中國，隨著智能制造的推進，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已率先試水“機器換人”。這一現實必將沖擊許多職業崗位，對高職層次的人才提出新的需求。其一，單一崗位技能勞動者逐漸被知識型技術技能勞動者替代，人在生產制造中的角色由操作者、服務者轉為規劃者、決策者、協調者、評估者與智能維護者。其二，工作能力基礎從單一崗位轉向職業群，強調適應性、遷移性、創新性等職業群復合能力。其三，更加注重可持續發展能力，除基本專業技能外，應包括跨學科與文化融合能力、溝通與協調能力、信息技術應用能力、中文寫作能力、自我反思與管理能力、批判與創新能力等。

(二)教學內容與方法面臨高階數字化目標挑戰

自教育信息化推行以來，多媒體計算機、遠程教學、數字化資源等開始進入教育領域，以紙質教材、教師、課堂為中心的傳統“三中心”教學模式向數字化轉變。然而，大多數教學活動并沒有真正改變知識傳遞的傳統方式，只是簡單地將紙質知識數字化，教師過多依賴于多媒體，這一低階教育信息化便于強化回憶、理解、應用等認知目標，但無法有效達成分析、評價、創新等高階目標。

伴隨互聯網、大數據、新媒體等成長與發展的新一代，平等交流、個性、多樣、自主是其重要標簽，要求高職教學內容與方式方法進行相應改變。第一，凸顯平等、分享基礎上的知識與技能習得，抗拒傳統填鴨式教育模式。第二，倡導多樣化、個性化教育，因材施教、“量身打造”成為可能。第三，注重信息化條件下自主學習能力的提升和自主學習環境的塑造，“以教師為本”的灌輸式、精加工式教學范式向“以學生為本”的啟發式、貫通式過渡。第四，專業教育需拓展“互聯網+”內容，更新行業人才標準。因此，推動高職教育的高階信息化必然是高職可持續發展面臨的重大挑戰。

(三)傳統學校模式與管理結構面臨轉型與重塑

從傳統中走來的學校大多是一個物質存在，以特定空間的實體校園為基礎。但在“互聯網”時代，這一現狀正悄然改變，虛擬校園成為學校建設的重要內容，呈現出四大特征與趨向。一是跨界融合。信息化發展使高職院校不再是一個與社會疏離的孤島，需要與企業、行業、協會、政府及其他學校建立多種聯系，通過開放、協同與融合的力量提升價值。二是創新驅動。高職教育以規模發展為特征、以“課堂、教材、教師”為中心的傳統模式已難以為繼，必須面對互聯網時代的個性化需求與學習方式的轉變，創新教育教學模式。三是重塑結構。信息革命、全球化、互聯網業已打破了原有的高職教育管理方式，要求以人為本，從管理走向治理。四是以人為本、以學生為中心。“互聯網+”時代，知識、信息、學習資源的獲取觸手可及，但學校教育的本體價值在于育人，教師的意義在于因材施教幫助學生成長。

(四)國際化新需求促進高職院校拓展發展格局

“互聯網+”、智能制造，尤其是“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給高職教育帶來了巨大挑戰和機遇，加快了高職教育構建對外開放新發展格局的步伐。其一，高職院校走出去大有可為。伴隨中國過剩產能的對外轉移，周邊國家對技術技能人才的需求增大，為高職院校實現反向辦學提供了重大契機。其二，境內外職業教育共建特色專業空間巨大。“一帶一路”重大項目工程建設及其運行必將推動國內、周邊國家產業經濟的進一步轉型升級和文化的交流融合，對高素質技術技能型人才提出新的需求，如何共建特色專業、共同制定教學與人才培養標準是不可避免的重大議題。其三，人才培養規格的國際化要求進一步提升。高職教育國際化與社會經濟的國際化緊密相關，不僅要求人才具備較高的專業技術技能水平，還必須具備通曉國際標準與規則、外語溝通與交流、自主學習與反思、文化認知與自覺等能力。因此，如何制定特色人才培養目標與方案是高職教育國際化的一大挑戰。

(五)新職業教育政策提出院校改革發展新議題

為加強服務國家戰略，《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引導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型轉變的指導意見》、《高等職業教育創新發展行動計劃(2015-2018年)》等政策相繼出臺，職業教育的國家制度頂層設計初具雛形，對高職院校未來的建設和發展產生著深遠影響，如地方本科院校轉型促使高職院校定位面臨調整，“普—職”分類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加劇優質生源競爭、生源質量下降等難題，辦學自主權不斷擴大挑戰高職現有治理模式等。

三、跨界與融合：國際職業教育改革創新的新趨向

技術創新周期的縮短、產業結構的升級等因素推動國際職業教育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職業能力觀、教育體系、專業與課程、國際化等的改革與創新呈現出跨界融合的主要特征。

(一)探索確立新的職業能力觀

新的職業能力觀從局限于某個具體崗位的專門知識與技能轉向面向某個職業群或職業面，著重于信息與技術的應用、問題分析與解決、自我學習與管理、協作、創新與創業、跨文化溝通、社會快速適應等能力的培養，強調“綜合能力”。

(二)推進終身化與開放互通教育

強調職業教育應為全民提供終生學習機會。一方面，促進中學及以后職教與普教的互通融合，承擔社會不同群體的校外職業教育與培訓；另一方面，以高中階段后的高職教育為主流，推進職業教育層次上移，即向本科、研究生教育階段發展。同時，在普通教育體系中增加職業教育內容，如德國新一輪教改要求實科中學和文理中學開設職教課程，加強職業指導；推進“雙證”等值與互通，如德國推進不同教育渠道獲得資格的認可，大學認證同等職業資格，并與學術課程學習等值，澳大利亞致力于在不同教育部門間形成更有效的轉換路徑。

(三)建構多元融合的課程體系

在“普通教育職業化，職業教育普通化”的大趨勢下，一是以能力為本位，歸集專業大群，據此編制課程，二是加強學術性與職業性課程、大學精神與職業精神的整合，三是根據多學科、跨學科發展趨勢以及新興產業、職業的需求，開設新型課程、拓展新教育內容，如環境與可持續發展、謀生課程、先進技術課程、創新創業課程等，四是基于科技、大數據產業等發展需求，創新課程結構、教學模式，增加信息化投入。

(四)加強國際合作與標準對接

聯合國教科文等國際組織紛紛加強了國際職業技術教育聯盟、網絡等合作平臺的構建，拓展多種合作與交流形式。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相繼出臺并實施跨國教育與培訓合作計劃，以特色職業教育為依托，向其他國家和地區輸出教育。在交流與合作中，多種職業教育模式相互借鑒與滲透，逐漸形成在證書等級制度、學分互認等標準的對接。

四、未來的選擇：高職教育改革創新的方向與策略

社會經濟的加速變革推進了新技術、新組織、新業態等向生產生活的廣泛應用，作為與經濟社會聯系為緊密的教育類型，高職教育應在人才培養、組織架構、專業布局、教與學、國際化發展等方面緊抓機遇、開拓思路、精準發力。

(一)慎思與重新定位高職人才培養規格

面對時代變化，高職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規格的人才？在可預見的未來，高職教育人才培養的內涵應著重關注于四個方面。一是加大對人才培養的復合型能力與素質要求；二是計算機應用、電子商務等正從一個專業(方向)變成所有專業的通用要求，應成為高職人才的普遍技能；三是創新創業能力成為必備技能，應加大創新創業教育課程體系、實踐基地等的建設；四是應注重職業人格的塑造和職業精神的培養，使人才更具多元環境適應性、可塑性和可持續發展性。

(二)調整優化高職院系設置和專業結構

以社會經濟發展需求為依據，高職院校需明確辦學定位，緊貼市場辦學，通過調整優化院系設置與專業結構增進教育與區域經濟的匹配，提升辦學特色與教育的社會貢獻度。

其一，建立基于大數據技術的專業預警與調整機制。移動互聯網正闊步邁入大數據時代，形成對經濟、生活、教育等領域發展的一種大規模記錄、統計、分析、預測與反饋，由此倒逼出更有針對性和效益性的策略。高職教育應建立專業設置與調整的大數據綜合應用平臺，通過經常性的市場調查，了解行業、產業、職業走向及對高素質技術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建立動態的專業預警與調整機制，完善人才培養方案，提升專業特色與社會服務能力。

其二，圍繞社會發展新常態合理調整優化專業與院系設置。例如，文科類學生應具有較高綜合素養和多種復合型能力，加強專業資源共建共享，拓展專業基礎，避免劃分過細和過度功利化；工科類專業學生除具有崗位核心技能外，還應能夠較好地適應職業和崗位的分化，專業方向得到新的拓展；針對聯系緊密的交叉學科或新興學科、產業，可成立新的學院或聯合學院，形成交叉融合的優勢學科集群。

(三)推動“互聯網+教+學”的高階發展

“互聯網+”、大數據等正加速向高職教育教學領域滲透，開啟了重構教與學模式的新時代。高職教育應順勢而為，從以多媒體計算機為主要手段、側重于改善教學條件的低階信息化向注重個性化需求、自主學習與分析創造，并充分數字化的高階信息化轉變。

第一，重構學習環境，變革教與學方式。緊追教育變革前沿，一是改革課程內容與教材，從標準化教材或紙質教學知識的數字化、教師過多依賴于多媒體教學手段轉向教學內容、過程、評價等的多方位數字化；二是研究碎片式學習，開發自動跟蹤分析學習系統，使教師實時掌握每個學生的學習狀況，及時進行反饋與指導，同時完善教學質量監控系統，改進課程教學內容和教學環節；三是開展教師與學生數字化教育資源使用現狀調查，掌握當前教與學的資源手段需求、用戶群體需求，合理開發與分布數字化教育資源；四是搭建在線自主學習平臺，邀請各類行業企業大師、專家、工程師等做客，與學生進行線上線下互動交流；五是吸引企業專才到校授課，多渠道建立校內與校外、教師與學生的交流與對話機制。

第二，打造個性化學習空間，提升自主學習能力。因材施教常受班級規模、集體教學、教育資源等所限而存在實施難度，同時，自主學習能力低是高職生的一個普遍問題，而移動終端、互聯網等的普及有助于消弭這些問題。例如，工程類專業可采用“翻轉課堂”的教學方法，以微視頻、小步驟測試形式完成知識學習與檢測；公共基礎課采取MOOCs形式等。同時，借助互聯網技術，打造自主學習平臺，改革學分制，進行個性化定制課程與人才培養。

第三，逐步推行完全學分制改革。目前，高職院校普遍實行的是學年學分制，存在課程覆蓋面窄、適應人群少、課程授受單一等弊端。以選課制為基礎的完全學分制強調學生個性、自主發展，與移動互聯網、大數據的時代特征互為呼應，成為高職教育改革與創新的必然選擇。一是構建學分互認、學分計量、主輔修制、彈性學制等在內的管理模式，借力信息化，建立精細化學分制管理平臺。二是豐富課程數量、完善課程結構，如國際經驗表明，課程容量與實際選課學生數的合理比例是：公共基礎課1.5∶1，專業基礎課1.3∶1，專業課1.1∶1，公共選修課2.0∶1。三是對名師名校的MOOCs課程進行梳理、分類、評估與引入，融合學校人才培養方案，建立在線課程學分管理辦法。四是組織優秀師資力量開發校本課程，聯合行業、企業、兄弟院校等共同開發特色課程，融入專業、行業、企業新發展內容。

(四)在國際化進程中推進職教模式接軌

“一帶一路”戰略、智能制造、“互聯網+”等為高職教育國際化提供了新的空間與思路，與國際標準接軌成為高職提升綜合實力的有力。一是服務于國家發展戰略與產業走向，立足院校辦學特色與區位優勢，加強與周邊國家的交流和合作，如尋求國(境)外辦學機會、共建特色專業、引進留學生、建立境外職業技能培訓中心、國際化師資培訓基地和實訓基地等。二是對接國際職業教育證書等級制度、質量保障與評價體系、專業認證標準等，推動實質等效的國際人才互認，形成具有區域與學校特色的人才培養范式。

(五)提高教師跨界融合的能力與競爭力

隨著高職教育教學改革的日益深入，教師角色的轉變已成為必然，應從單純的知識傳授者變成學生可持續發展的“導師、助學者、促學者、評學者”，同時，應不斷提高信息化教學能力、自我反思能力、創新能力，能夠適應移動互聯網下的教學。其次，針對“工匠精神”的缺失、專業實踐能力的薄弱，加強教師跨界工作鍛煉。一是學校與行業企業建立長期的溝通和合作，根據新發展變化，更新并保持專業教學標準與實際生產要求的一致性；二是以實踐指導能力和教學能力的提升為重點，加強教師的校內外培訓；三是對專兼職教師實施一體化管理，通過結對互幫等形式在教學、科研的合作互動中提高彼此的實踐技能和教學能力；四是建立和完善教師考核制度與激勵機制，加大實踐技能部分比重，行業企業能工巧匠、專家等共同參與，通過尋找差距形成專業教師主動“回爐”參加技能培訓和社會實踐的外在推動力。另外，探索建立教師退出機制，引進具有“工匠精神”、企業背景和一定教學能力的高水平師資，強化競爭，有利于促進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