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辦高職升本舉步維艱，高職升本還有路可走嗎？

1月20日，2017年度高等學校新設、更名、轉設的審批考察名單姍姍來遲，卻又毫無意外地再次引發輿論熱議。對于高職界而言，為關注的是其中的高職院校升本。而在本年度的新設本科院校名單中，所列16所升本的高職院校全是民辦高職院校，公辦高職院校再次無緣列入。公辦高職為何難以升本？高職升本之路又將何去何從呢？河北技校網的小編為大家整理了一些相關內容，相信一定可以為大家做出解答！

公辦高職升本何以不能？

近年來，教育部屢下禁令嚴格控制專科升本。這幾年高職升本的“溫度”也已降至冰點，年度升本總量一般不會超過20所，相比1999年前后的動輒近百所高校合并、升格、更名的盛況儼然已有偃旗息鼓之勢。而在這個年度規模內，也主要是民辦高職院校的升本，公辦高職基本上“無福消受”。何以國家教育主管部門對公辦高職院校的升本如此“忌憚”？

通常的解釋是擔憂放開龐大的高職院校群體的升格之路，帶來第二輪升格熱，從而攪亂好不容易穩定下來的高等教育結構布局。

這一點確有其道理，當前的這一批高職院校絕大多數是在90年代末21世紀初由中專、技校等中等教育層次學校升格而來，第一次升格的成功誘使高職院校向第二階段的升本邁進。

如此國內高職院校不論是國家示范、骨干校，還是各省的省級示范校，對于升格一事都不由得蠢蠢欲動。倘若國家放開高職升本的禁令，恐怕真會出現在禁令釋放之后的3—5年之內，高職院校的合并、升格潮再一次上演，從而誘發高等教育版圖的第二次動蕩。

除此之外，國家教育主管部門和公眾的另一方面的擔憂來自高職升本之后怎么做的問題。

在90年代末國家鼓勵大辦高職教育，其目的在于形成第二種教育模式，以沖擊原來大一統的學科教育，借助實踐教育理出一條就業教育的新路來，以培養經濟社會發展、企業發展所需的適切性人才。

通過國家示范、骨干校建設的兩次大手筆投入，國內高職院校通過自我的奮斗確實走出了一條具備中國特色的高等職業教育發展之路。事實也證明“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知行合一”這十六字真言才是高等職業教育培養技術技能型人才的正確之道。

那么升本之后呢？現有的本科層次人才只有學科型人才培養模式可循，當國家放開高職升本之路，大量的高職院校在當前的辦學和以后升本之后的辦學中就可能拋棄現有的人才培養模式，重回學科型教育的老路，這一點對于經濟社會的發展有害無利。

當然，現在的高職院校是否已經具備了升格為本科的實力也是一個值得懷疑的事情。

當前這一批高職院校，多數在1999年之前僅是中專，甚至是技校，其在專科層次的根植僅有十余年，這十余年有一半的時間是在適應專科層次的辦學和探索高職教育的新型教育模式，真正的穩定期其實也就這幾年時間，辦學的積淀還遠遠不夠。當前在90年代末升格而來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自我發展中已經窘境連連，再升一批更加稚嫩的“新軍”上陣，其結果可想而知。

因此，就公辦高職院校而言，與其對形式上的升格“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練好內功，在內涵建設上“升級”，尋找到一條適合現代職業教育發展的通途。

高職升本還有路可走嗎？

在2014年國務院頒布的《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教育部等六部門聯合發布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以及2017年教育部發布的《關于“十三五”時期高等學校設置工作的意見》都明確表示：“原則上中等職業學校不升格為或并入高等職業院校，專科高等職業院校不升格為或并入本科高等學校”。

那么，高職院校究竟能不能升本？從國家文件的表述來看，其中強調的幾個點是：一是規范的對象是“高職”而不是“高專”。盡管高職高專都是專科層次的院校，統稱專科院校，甚至一度兩者都被稱為“高職院校”，但在具體的政策操作中，又可以根據需要對其進行區分。也就是說所謂的專科升本科的限制，其實面對的是“高職”類型，而可以不涵括“高專”類型。

二是所謂“原則上”的表述，也就是說此類說法或規定并非是蓋棺定論，仍有操作空間。如前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在201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關于檢查職業教育法實施情況的報告進行專題詢問時表示：“具體到某一個行業、專業或者學校，鑒于中國國情復雜，行業眾多，發展不平衡，要在堅持這個原則導向的基礎上，根據國家需要順勢而為，謀定而后動，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也就是說，所謂“高職原則上不升本”并沒有把“高職升本”的大門封死，還是可有所為的。

在實際操作中，高職升本的大門的確沒有完全關死。從筆者對2008年至2017年專科升本的統計發現，近10年來有163次專科升本，共涉及到172所各種類型的專科院校，其中公辦高職院校就有14所成功實現了升本。從統計結果來看，公辦高職成功實現升本似乎有四條路可走。

把準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脈絡

天津中德職業技術學院在2015年11月的升本無疑在高職界扔下了一個重磅炸彈：一是首次突破了國家示范高職院校（不是高專院校）升本的紅線。以前也有公辦高職升本的案例，但多數處于中西部偏遠地區，屬于政策照顧的性質；亦有國家示范升本的案例，如2015年4月上海醫藥高等專科學校（國家示范）、上海醫療器械高等專科學校（國家骨干）、上海健康職業技術學院合并組建上海健康醫學院，但這兩所國家示范和骨干校本身是高專院校。

二是其從專科高職層次連跳兩級直接升為“應用技術大學”，打破了原來先學院后大學逐級遞增的慣例，同時為專科高職以后升本留下了一條路，即專科高職升本之后的理路即是走應用技術型大學之路。

天津中德職業技術學院辦學實力尚可，但在國內高職界并非是出類拔萃的。其與高職界的“航空母艦”——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比，在軟硬實力和業界聲譽里都要差好幾個檔次；甚至與同屬天津市的天津職業大學相比也并不占優勢，天津職業大學還是首批短期職業大學的代表院校，其有天津中德職業技術學院沒有的歷史優勢。

而天津中德職業技術學院之所以能夠成功實現兩級跳的升本，原因可能是在中國制造2025的大背景下，中國制造與德國制造的合作關系有關。在天津中德職業技術學院升本之前，李克強總理贈送給德國總理默克爾的禮物：“魯班鎖”，就來自該校。因此，天津中德應用技術大學的設立，可以認為是在中德之間搭建制造業強強合作的一座橋梁。

借助與其他院校的合并實現“借殼上市”式升本

合并升格曾是上世紀90年代末專科院校實現升本的通行路徑，但在近年內卻被明令禁止，不過也有漏網之魚。如2010年福建金融職業技術學院與福建經濟管理干部學院等四校合并組建福建江夏學院。

不過，這種專科院校之間的合并若想成功實現升本還有一些規律可循，如高職院校的合并對象好實現異源合并，即合并的選擇對象應該是高專院校或者成人高校，其中尤以與高專院校的合并成功率高。

如果是同源合并，則很難達到升格的目的。如2012年黑龍江工商職業技術學院與黑龍江科技職業學院合并之后只是組建了新的高職院校：黑龍江職業學院，并沒有實現升本。

首批短期職業大學后的“清帳”行動

首批短期職業大學是中國高職院校的發端，曾經為探索高職教育的辦學模式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其主要出現在1980年至1985年，時至今日留下來的已經不多。這一批高職院校的可貴之處在于其歷經三十余年的發展依然堅守職業教育領域，并且都有很不錯的辦學實力，如其中的佼佼者天津職業大學。

近年來尤其是那一批直接以“大學”命名的短期職業大學（專科層次）開始集中升本，如太原大學升格為太原學院，甘肅聯合大學升格為蘭州理工學院，雞西大學升格為黑龍江工業學院，邕江大學升格為南寧學院，河套大學升格為河套學院，湖南女子職業大學升格為湖南女子學院等。從這一點看，天津中德職業技術學院升本后，天津職業大學也不必悲哀，下一步因這一歷史原因，第二所國家示范高職校升本的成功案例可能就是天津職業大學。

特殊行業、科類高職院校的升本

主要是國家政策照顧的科類及其急需發展的薄弱環節的科類院校。如醫藥、公安類高職院校近年來集中升本的現象。又如2015年南京特殊教育職業技術學院升格為南京特殊教育師范學院，即是因為針對殘障人士的特殊教育是國家民生工程中的重要項目，相應的院校將來的升格前景也被普遍看好。

從整個形勢來看，隨著中國制造2025戰略的實施，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高移化是一個不可阻遏的趨勢。而在歷經十余年國家對民辦高職、老高專以及中西部地區專科院校的政策照顧，此后專科院校的升本也會逐漸回歸理性，將來形成各類專科院校在升本的問題上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是可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