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教育如何找準發展新定位

說起這些年職業教育的變化，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恒代表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的記者會上分享了一個故事。

“有一年我們在南疆開展職業教育法執法檢查，看到當地很重視職業教育，很多維吾爾族學生在職業學校學習。但是他們在職業學校學習的技能好像在當地還沒有類似的產業能夠支撐，也就產生了一個學了以后怎么用、怎么實現人生夢想的問題。”

去年，吳恒在北疆調研，找到了這個問題的答案。“北疆一些企業，把在南疆進行過專門培訓的職校學生引到企業里來，這些學生通過他們的技能實現了人生夢想。”在他看來，職業教育也是脫貧攻堅不可或缺的支撐。

今年兩會期間，職業教育的討論熱度似乎不如往年那么高。難道是職業教育不受關注了？答案是否定的。在代表委員們看來，職業教育已經從坐而論道走向攻堅克難。現階段發展職業教育，已從分析問題、尋找對策，轉移到具體落實推進法規政策上。

職業教育的吸引力源自哪里

3月4日，幾位來自臨沂的山東團全國人大代表聚在駐地樓下，開起了代表茶座，把自己今年的建議拿出來“晾晾”。

“我就是技校畢業的。啊，這個問題還沒解決？”聽到臨沂市技師學院機械裝配與維修系黨總支書記夏兆紀代表說起技工學校畢業生就業碰壁的問題，張建偉代表過來插嘴道。張建偉是臨沂新江泉金屬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熱電事業部綜合檢修專工，前幾年，他準備報考高級工程師，卻被一條“大學本科學歷”拒之門外。

遇到同樣問題的還有全國人大代表、杭州技師學院青年教師楊金龍的學生。“高技能人才在國家公務員、事業單位招考中受到制約，甚至在一些企業的職務晉升中，也只承認全日制大專院校文憑。”楊金龍說。

為此，楊金龍建議科學調整人才的社會準入及發展機制。在國家公務員招考、事業單位招考等條件設置中，將技師、高級工等明確寫入報考條件，和本科、專科等學歷享有同等的競爭機會。國家和各級政府出臺相應政策，規范單位企業用人，明確高技能人才在職務晉升、職稱評聘中享有同等學力的權利。

“我當個石油工人多榮耀。”建國之初，一首《我為祖國獻石油》曾激勵無數人才投身生產一線。“現在，好多家長都不讓子女到車間一線干操作崗位。”身在一線的全國人大代表、山東豪邁機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電火花科研組組長王欽峰感慨道。

王欽峰說：“現在的焊接崗位認可度越來越低，學校焊接專業招生難，企業焊接崗位招聘難；選擇鉗工、鑄造工等崗位的人越來越少，供求關系嚴重失衡。”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楊金龍帶來了一組數據：“目前，我國技能勞動者總量1.65億人，僅占就業人群的20%，其中高技能人才4971萬人，不足就業人群的6%，而在日本占比為40%，德國更是高達50%。到2020年，全國高技能人才缺口將達2200萬人。”

在“中國制造2025”連續3年寫入政府工作報告的背景下，該如何增強職業教育的吸引力？

全國人大代表、民進中央副主席兼秘書長高友東認為，不能只盯著學校，眼睛要向外看。他建議，建立國家統一的職業信息庫、職業能力標準和職業資格制度。建立職業教育健康發展一系列外部配套制度，形成行業組織、企業、職業院校共同參與人力資源需求調查的常態機制。

高友東說：“我們要建立國家統一的職業能力標準和國家職業資格框架，促進職業教育的育人標準、用人單位的用人標準、勞動者的能力認證標準的銜接和融合。要為各種職業建立自己獨立并行的職業上升等級和階梯，使所有的‘藍領’具有與‘白領’同等的被認可的社會貢獻。”

“我們為什么不能打造一批職校中的‘北大’‘清華’呢？”全國人大代表、武漢第二輕工業學校數控中心主任禹誠建議，建設一批職教體系中的名校，為大眾提供高端職業教育服務，形成中國職教高端品牌，可以大大提升職業教育的吸引力，改變廣大家長和學生對職教的曲解。

企業職校的“蜜月期”何時到來

每年畢業季，全國人大代表、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工程技術實訓中心主任王紅軍常常因為“給不出”學生而受到埋怨：“我有一個生產數控機床的企業家朋友，2017年10月就跟我打招呼，想從學校多招幾個機械專業的學生，可該專業的學生當時已經全簽約了。”

職業教育的高就業率令人欣喜，但是王紅軍也有憂慮：“職業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高就業率與低就業質量的矛盾。”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中華職業教育社副主任胡衛認為：“職業院校對用人單位的需求和當地產業經濟發展不夠了解，而用人單位對院校人才培養參與度不夠，未能在專業設置、課程配套方面起到足夠作用。院校培養的人才不能夠滿足用人單位的實際需求，從而導致就業質量偏低。”

校企合作，是解決職業教育質量問題的一條路徑。

近日，教育部等六部門聯合印發《職業學校校企合作促進辦法》，提出建立“校企主導、政府推動、行業指導、學校企業雙主體實施”的校企合作機制。由“政府主導”轉為“校企主導”，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政策變化，對未來校企合作的走向將起到引領作用。

不過，也不能總是讓職業學校用“熱臉”去貼企業的“冷屁股”。全國人大代表、威海市委副書記、市長張海波反問一個問題：“既然企業接受學生就業，是職業教育的直接受益者，為什么培養學生的成本都是由政府和學生個人承擔呢？”

目前，公辦高職院校的培養成本由政府承擔約70%，由學生個人承擔約30%。在張海波看來，這也是學校企業關系不夠“甜蜜”的原因之一。“雖然企業通過繳稅間接承接了人力資源成本，但這種成本分擔并不均衡，企業在此過程中感受不到分擔培養成本與獲取收益的關系，因此缺少參與職業教育的直接驅動力。”張海波說。

張海波建議，建立企業集體出資提供人力資源技術提升經費的制度。“一方面，在企業的應繳稅收中，單獨核定一部分作為職業院校經費，該部分費用按照企業接收應屆畢業生的數量，由收費機關直接撥付給培養院校。另一方面，實行培養成本返還，對直接參與人才培養全過程的企業，給予鼓勵和幫扶。”

“企業在技能人才招聘、用人等方面與大專院校信息溝通不暢、聯系不緊密。”全國人大代表、中航工業陜西飛機工業（集團）有限公司漢中飛機分公司航空部件廠工人趙平建議，建立校企之間信息共享平臺。學校培養專業與企業所需專業共享，企業發布所需專業信息，學校按信息要求設置相關專業，建立起“訂單式”人才培養新模式并形成對接，校企聯動培養技術技能人才。

學校企業的“二人轉”能不能跳得起來，不能光是雙方看對眼，政府這個“媒人”也很關鍵。

既然職業教育是跨界教育，那自然是一塊交叉地帶。高友東說：“這就需要解決政府部門之間管理職能交叉和空白問題、行業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責任和途徑缺失的問題。”高友東建議，要組建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機構，統籌教育行政部門、勞動人事部門和其他相關部門、行業協會及企業的相關資源，實現人力資源培養和使用的綜合配置、協調發展。

職業教育如何助力鄉村振興戰略

“新生代的農民工，比起土地，更熟悉的是遍布灰塵的工地。”全國人大代表、深圳市全順勞務派遣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全收認為，鄉村振興應該培養職業農民。今年兩會，他提出了《關于培養職業農民為鄉村振興留住人才的建議》。

在張全收看來，培養職業農民不僅解決了“誰來種地”的現實難題,更能解決“怎樣種地”的深層問題。張全收說：“在創新新型職業農民培訓機制上下功夫,支持新型職業農民參加中高等農業職業教育,激發農民提高種養殖技術的內生動力。”

“我是農村泥瓦匠出身，深諳掌握一項技能的重要性。”全國政協委員、碧桂園集團董事局主席楊國強連續5年兩會提案只字不提房地產，專注于職業教育與精準扶貧。楊國強在提案中建議，推動校企聯辦，實現精準就業，國家應當出臺政策，支持鼓勵有條件的行業龍頭企業辦職業教育。

“職業教育對于貧困家庭學子習得一技之長、實現穩定就業，從而快速‘挪窮窩’‘拔窮根’‘摘窮帽’十分關鍵，也有利于貧困地區的產業發展，應成為教育精準扶貧攻堅戰的重要內容而優先考慮并重點發展。”全國人大代表、江蘇萬順集團董事長周善紅說。

周善紅認為，應采取包括提升貧困地區職業教育辦學能力、加快區域性公共實訓基地建設、按照當地產業發展實際加大實用技能培訓力度、鼓勵貧困地區職業院校與企業合作辦學等一攬子措施，加快貧困地區職業教育發展，努力培育符合貧困地區產業需求的技能型人才。

針對一些地方高職院校出現的招生難問題，周善紅建議，逐步加大發達地區高職院校招生計劃向中西部貧困地區投放力度，同時采取更加優惠的扶持政策吸引和鼓勵貧困家庭子女到發達地區接受高職教育、鼓勵發達地區企業接收中西部貧困家庭學生就業，真正做到精準投放招生計劃、精準接收貧困生源、精準落實當地就業、精準實現家庭脫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