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總體人力資本水平不高的背景下，大學生就業本應不成問題。然而，近年來大學畢業生就業問題卻日趨嚴峻。一方面，政府把高校畢業生就業擺在就業工作的重要位置，另一方面，多數大學生的求職心態已相當務實，認同先就業后擇業的價值觀，薪酬預期一降再降。那么，為何大學生就業還這么難呢？
金融危機加重大學生就業難度近年來，我國大學畢業生人數連續上升。
2001年我國大學畢業生數量為115萬，2002年為145萬，2003年為212萬，2004年為280萬，2005年達到338萬，2006年為413萬，2007年為495萬，2008年為558萬，2009年為610萬。據教育部統計，2001年大學本科畢業生待業人數為34萬人，2005年增至79萬人，2007年與2008年畢業的大學生分別還有100萬人和150萬人沒有找到工作。如果2007年與2008年的未就業學生與2009年610萬應屆高校畢業生一起競爭工作，這個數字將高達860萬。大學生的就業形勢仍然嚴峻。
2008年9月以來，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乃至世界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它對我國實體經濟的沖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海外市場業務的縮減，二是國內市場需求受影響。這使勞動力市場的供求數量矛盾更加突出。金融危機導致出現的失業屬于“周期性失業”。一般而言，經濟增長一個百分點，可以創造一百萬個就業崗位。
2009年，我國的經濟增長目標是“保八”，也就是說，2009年我國可依靠經濟增長為社會創造800萬個就業崗位，這是相當不容易的。但是，相對2400萬勞動供給數量而言，勞動力市場仍然要面對嚴重供大于求的現象。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造成的不利影響還存在一個“滯后期”。這體現在勞動力市場上，可能會表現為由沿海地區轉向中西部地區、由外向型企業轉向各類企業、由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轉向規模以上企業、由農民工轉向城鎮勞動力特別是高校畢業生等，勞動供給數量與勞動需求數量上不平衡可能進一步擴大。在此背景下，大學生作為職場新人顯然更易受沖擊，從而使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凸顯出來。
重視總量失衡背后的結構性因素
時下有一種看法，將大學生就業壓力推責于大學擴招。其實不然，擴招雖然帶來大學生就業壓力，但擴招后的大學生即使不讀大學，一樣要就業。目前，我國各類高等教育總規模超過2700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23%。與我國13億的人口總量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比，我國大學生數量遠遠沒有過剩。西歐國家適齡青年高校入學率都在35%以上，而且沒有出現大范圍的就業難問題。那么，為什么我國那么多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大學生到底是多了還是少了？
與大學生就業難相對應的，是技校生職場的走俏。但技校、職校不可能替代大學教育，當大學畢業生紛紛回潮讀技校尋找就業出路時，拷問的則不是教育體制，更深層次折射出的是當前經濟結構的問題。目前，我國一些重要產業仍停留在資本與勞動雙密集階段，“世界加工廠”吸納的勞動力是藍領工人，對大學生的需求有限。相應的是，社會上需要大學畢業生從事的白領崗位需求不足。這個不足，主要是因為我國的產業結構不完善，特別是第三產業不夠發達造成的。
有關數據顯示，我國第三產業只占到全部GDP的36%-38%，而一般市場經濟發達國家該比例達到60%甚至70%。我國很多企業處于產業鏈的低端，需要的只是生產工人和技術工人，且這些企業本身抗風險能力不強，所以，金融危機給今年的大學畢業生就業帶來了很大壓力。從長遠來看，只有一個完整的產業鏈才能解決更多大學生就業，當生產和消費達到了均衡，從生產到消費的各個環節便都能提供就業機會。當我國產業不再高度依賴于外向型，而形成自己完整的產業鏈時，大學生的就業壓力就可能得到緩解。
就業市場中還有一種怪現象，就是經常是一方面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用人單位又抱怨招不到滿意的人才。用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就業難說明在人力資源市場上大學畢業生供過于求。但在我國，事實并非如此簡單。從制度層面分析，大學生就業難既是高等教育公平與效率矛盾的體現，也是高等教育市場上供求雙方的行為所致。目前，我國高等教育面臨著這樣的矛盾：一方面，我國高等教育還較為落后，社會對高等教育有強烈需求，大學生占適齡人口比例不高；另一方面，由于配置不合理，本來不足的高等教育供給又出現了大量資源被浪費。現在，大學生就業的供求矛盾主要表現在，畢業生的專業結構、知識結構、綜合素質、學歷層次，甚至就讀院校等不適應市場需求；畢業生的擇業傾向與技能不適應市場需要；畢業生的擇業期望值與用人單位要求不一致。這些矛盾的存在，導致了非自愿的摩擦性和結構性失業。
關注就業難派生的新問題大學生就業難，會派生出不少新問題，值得引起注意。
首先，容易形成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群體。我國高等教育的一個重要轉變，是大學畢業生就業分配制度改革將大學畢業生推向了市場。大學畢業生成為了一種資源―――人力資源，在就業市場上也要受價值規律的作用和影響，要通過使用價值和價值來判斷，與供求關系緊密相連。就業狀況的變化，對培養大學生、實施高等教育的高等學府提出了新要求，也對社會應對措施提出了新考驗。
當前，即使將大學生失業率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在數量上依然會有相當多的大學畢業生流入大學生就業困難群體。根據達倫多夫的社會沖突理論，社會沖突是隨著“準群體”轉化為“顯群體”而終爆發的。原來的失業大學生可以說是社會沖突形成過程中的“準群體”，他們把失業主要認為是自己的原因，沒有共同的利益認知，整個群體處于一個松散的聚合狀態；而現在，大學畢業生已經開始把失業的原因集中認知為社會因素，并且開始有了共同利益的認識。大學生教育程度普遍較高，具有明確的利益要求，年齡又不大，容易沖動。因此，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群體的保障問題，是值得高度關注和認真思考的。
其次，擴大教育差距甚至社會差距。在我國進入大眾化教育階段后，大學畢業生從事一般性工作的幾率開始增加，這與傳統的就業觀相背離。目前，我國的高等教育對于家庭特別是貧困家庭是高投資。一些家長認為，好不容易把孩子供出來，就是為了將來能找到好的工作，有好的待遇，這才對得起多年的苦讀和家庭的投入。對于貧困大學生來說，并不是因為原來經濟條件不好，就更容易接受或暫時接受不理想的工作，相反，一定程度上他們會更多地考慮到讀書的高成本要求必然的高回報。因此，他們面對的社會壓力與心理壓力更大。根據科爾曼的理性選擇理論，一個行動的發生，是行動者通過交換的方式對資源進行調配，終去實現利益大化的結果。因此，如果投資沒有產生回報，勢必影響人們對教育的投入，一些青少年將不能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基礎教育。這不僅對我國社會的總體發展產生不利影響，也會拉大社會差距。
總的來說，要解決大學生就業難問題，必須更多地依托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社會政策來加以實現。一是，不斷推進科技創新，發展高端產業和第三產業；二是，提高高等教育的有效供給，使勞動力供求雙方在市場上通過價格機制求得平衡。此外，要強調的是，進一步減小對社會成員流動性的限制，不僅會促進大學畢業生擇業的自主性、能動性，而且會使就業的空間變得更加廣闊。（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青少年研究所研究員）
您的位置：
唐山創元教育咨詢有限公司 電話：400-660-5933 地址：唐山市高新區建設北路170號冀東新聞中心9層 合作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