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南耒陽市教育局一日簽發167份調令，將大批農村教師調往市區。目前，當地教育局局長王宗江已被雙規，副局長賀洪興因在調動中收受賄賂被捕。（《法治周末》5月24日）
這樣的突擊調動公眾并不陌生。去年，河北武安曝出“教育局長免職當夜調動上百農村教師進城”，讓人大開眼界；2009年12月，廣東和平縣突擊特批200人進入事業單位；2007年，甘肅甘谷縣在縣長離任前突擊進行了115人的人事調動。雖然均稱沒收錢，“因求情者太多，得罪不起”，但突擊調動所造成的惡劣影響，被網友稱為“突擊腐敗”，縱無權錢交易的成分，也至少讓用人程序與制度失去了嚴肅性，成為權力隨意揉捏的面團。
此次耒陽的教師異動，無論如何喝止批評都不為過，撇開違紀違規不論，不得不面對的是，突擊調令背后的城鄉差別與失衡的資源配置。
耒陽的王宗江“2002年當局長至今8年時間，一直沒調動教師，壓在這里。”離任前的突擊調人已成官場常態，固然是“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瘋狂，也不能不說是放手一搏來還人情。這壓力表面是各方的關系因素，實際是城鄉條件的“壓力差”使然。基層人員因艱苦不能安心，各顯神通找局長、縣長，彼等只有在離任時以破釜沉舟之勢來沖破壓力“畢其功于一役”。
“廣東窮村落后全國30年，300人學校無廁所”、“城鄉分割等拉大收入差距”，24日的另兩則新聞反過來揭示了突擊調動的幕后推手。“1997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6∶1，2010年已達到3．33∶1，落差幅度比巴西、阿根廷等發展中國家都高。”“壟斷行業與其他行業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這也造成企業、政府領導拼命讓自己子女“潛規則”就業。（《人民日報》5月24日）而富如廣東者，也有窮得不堪入目的。粵西雷州有個東塘村，貧困率超過51％，300多人的學校沒有圍墻沒有廁所，要方便只能到附近樹林。（《南方日報》5月24日）
這就是現實。為何基層人員一個個要削尖了腦袋進城，讓縣長都“得罪不起”？屢屢上演的調動版“士兵突擊”戲碼，還不是因為鄉村真苦、鄉村真窮使然。
英國有項“城市挑戰計劃”，讓一些做得好的學校去幫助改進那些做得不好的學校。之所以叫“城市挑戰”，是因為在英國，那些表現不好的學校一般都是在城市，“很多英國農村的學校都是非常成功的。在鄉村貧困的要少一些。而且鄉村的學校和城市學校的撥款都是一樣的。”（《南方周末》3月18日）
人往高處走，這是本能。如果鄉村的投入能與城里一樣享受平等的國民待遇，各方條件并不比城里差，局長或縣長大人也不至于受到那么大的調動壓力。這絲毫沒有為濫權者開脫的意思，違紀者自有相應的處罰，但是，如何遏制或消除違紀沖動，不讓局長或縣長因“調動壓力”變壞，與反腐一樣重要。
“年輕娃娃本來就是要到地方來支持農村的，工作一兩年就往縣城調，對農村工作能起多大作用？”甘谷縣的突擊調動中，有群眾如此忿然。問題是，除了在精神上呼喚扎根基層奉獻，在制度上防止人事后門，加大對鄉村的投入，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縮小城鄉差距才是根本。否則，基層人員還是會“心思都沒在工作上，凈想著找關系托門路了。”掌握人事權的局長縣長們，面對一紙紙的申請與鄉村郁悶，又如之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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