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之于高職教育

國學是中國之學，博大精深。對高職學生施以適當的國學教育，有用還是無用，有益還是無益？

毋庸置疑，進入高職院校的學生肯定要學一門“手藝”。但是，如果僅僅是為了掌握一門“手藝”，何必花費三四年工夫？社會培訓機構舉辦的培訓班，可以讓學生快速掌握一門或幾門“手藝”，解決“稻粱”的問題。古代師傅帶徒弟，徒弟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例子不勝枚舉。

《禮記·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此處的“大學”是大人之學。大學也好，大人之學也罷，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高職層次的學生均已成人，從年齡上屬于“大人”，他們在大學接受的教育是大人之學，換言之，大學要教授給他們的是如何成為大人，如何從生理上的大人平穩過渡到心理上的大人，從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諸方面完成定型與塑造，成為合格或者良好或者優秀的大人。

大人之學，做人做事為重要，品德為重要，善良為重要，嚴于律己、寬以待人為重要。如果失去基本的道德準則，沒有敬畏心理，一個優秀的車工，可能會私自加工一支槍，繼而危害社會；一個出類拔萃的計算機程序員，可能會“發明”木馬病毒，危害國家信息安全；一個心思縝密、“手藝”好得不能再好的會計、出納，可能會把公家的錢拿來炒股、消費、揮霍殆盡。

大學教育實則是良知教育，或者首先是良知教育。高職教育是大學教育的一個“分支”，與所謂傳統大學相比，是定位與分工不同。不論培養的學生屬于研究型人才還是技能型人才，他們走上社會都要用良知“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因此，如果只是單純地將技術與手藝施于學生“四體”，大學之道便無從談起。

高職院校教師要善于從中國之學中汲取有益的養分。2016年，筆者所在學校開設了“國學經典”課程，課程標準規定要給學生講授“中國傳統禮儀”“孔孟之道”“老莊哲學”“六祖壇經”“史學經典”“文學經典”等，范圍很廣。作為中國之學的精髓，每一項內容都很深厚，每一項內容都可以洋洋灑灑地講一學期，要在80分鐘的時間里盡可能地讓學生有所收獲，是擺在任課教師面前的巨大難題，教師必須學會取舍。

講授“中國傳統禮儀”，我沒有講繁縟的“周禮”，而主要講“孝道”，講“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講“百善孝為先”，講“孝悌”，課后的作業是《一封家書》，請學生談與父母的情感。之所以選擇這個話題，是因為關心父母是90后學生進入大學之后首先要明白的一個道理，沒有這層“禮”，心如冰雪、我行我素、唯我獨尊的孩子，學再多的技術和手藝，與父母何干？與“人之老”何干？與“人之幼”何干？

講授司馬遷的《史記》時，對于會計專業的學生，我重點講述了“會計”一詞的來歷，“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講授《老莊哲學》時，我重點講述了“有為”與“無為”——在一個必須“有所為”的時代，要知道什么可為、什么不可為，什么時候可為、什么時候不可為——正如老子所言“事善能，動善時”。

高職院校學生更需要人文素養教育，因為他們的“底子”普遍“薄”，智商足夠，情商不足。解決其存在的問題，必須施之以傳統文化教育，“毋不敬，儼若思”“君子和而不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上善若水”等思想和觀點，在中華民族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始終如一顆顆耀眼的星星，閃爍著迷人的光芒。

一個傳統文化和道德觀念根植于心的人，他將來所掌握的“十八般武藝”在解決自身“稻粱”之后，必然會造福社會。因此，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之于大學尤其是高職院校，實在是不能有半點輕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