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費絕命”悲劇下的抗爭

    四年前，成績優異的兒子面臨高考，迫于大學高額學費的壓力父親選擇了割腕自殺；如今，兒子已大學畢業，和許多大學生一樣仍然在四處打工漂泊。

 

   但村民們依然有著執著的教育理念——“砸鍋賣鐵也要供子女上學”；當地政府也成立了貧困生基金會，還建立了孤兒“集中供養、集中就讀”的長效救助機制……

 

■父親自殺之后

 

    “每想起父親決然地離開這個世界，我就揪心地痛。”回憶起過去，至今大城縣王香屯村的邵亮還心如刀絞。因為他覺得父親的死，與自己要考大學直接相關，可他又不甘心不上大學。

 

    邵家一共有三個孩子，四年前都在上學，邵亮面臨高中畢業，年齡小的妹妹邵靜讀初中一年級，姐姐邵熙正在大學讀二年級。父親邵鐵增是家里的頂梁柱，距離兒子高考只有五天時，46歲的他選擇了自殺，留下了多病的妻子和三個正在讀書的孩子。“學費殺人啦”！在當地引起了不小的轟動，轟動的原因在于，它使高額的教育收費與農村貧困的矛盾集中地幻化為一場令人心酸的悲劇。

 

    “這一片兒的人都知道，自殺前好長時間他就愁得睡不著覺，他老是說掙得少花得多，現在兒子也馬上要上大學了，一個人掙錢供這么多人上學，叫我咋活呀。”往事不堪回首，當著記者的面，悲傷的妻子堵國英幾度落淚。

 

   考上大學在別人家也許是好事，但是在邵家卻是一件愁事。“那時候，全家一年的收入也就是六七千塊錢，靠的是他耍電焊手藝，那幾年種地也不賺錢，除了落下點口糧，就是白受累，日子一直過得挺緊巴。”堵國英說，丈夫走時家里只有6000元，光大女兒的學費都不夠。

 

    頂梁柱倒下之后，一家人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悲痛之余，堵國英頂著更大的壓力，堅持讓孩子們繼續學業。“我那年上北京去，當時找不到人，上車也上不了，問人家汽車站那邊，我說上大城的長途汽車在哪呢？人家司機說你自己看字，難堪的是我根本不識字。當時我就想怎么也得讓孩子上學，不能再像我這樣。”堵國英覺得，上了大學就意味著命運的改變。

 

    家庭的變故，讓痛苦中的邵家表現出更大的勇氣，父親去世不久，邵亮就接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毅然地走進了大學校園。第二年，姐姐邵熙大學圓滿畢業。第三年，妹妹邵靜考上了中國輕工技校。隨著時間的推移，“學費殺人”的痛楚逐漸淡出姐弟的心靈。

 

    “沒錢就借錢，想辦法也要把學念下來。”姐姐邵熙說，那幾年母親和她們姐弟三個吃過好多苦，就連過年家里也很少買肉吃，她和妹妹正是愛打扮的年紀，但她們都沒買過流行的衣服，甚至連低檔的化妝品也沒買過。難熬的窘迫，卻絲毫沒有動搖姐弟三人上大學的信念。

 

    如今，除了妹妹邵靜還在實習，邵亮和邵熙都已大學畢業。記者注意到，他們姐弟三個還都沒有用上手機。

 

 

    姐姐邵熙畢業早，2005年畢業后，做過基層種子公司的學徒工，后來進了廊坊某超市當過清貨員，再后來有了自己的孩子，便在家里做起了“全職太太”。對于現狀，邵熙似乎心有不甘，她說自己學的是農業，將來的理想狀況是搞特色大棚蔬菜，爭取在當地當個種植大戶。眼下，因為孩子還小，生活的擔子只能先落在丈夫一個人的肩頭上。

 

    邵熙的丈夫王松也是個大學生，如今就工作在村頭的“小作坊”里，生產一種樹脂配件。這里的幾個人，只有王松文化程度高，因此他干的活兒相對輕松點，除了重要環節要親自上車床操作，更多的是給其他幾個人做指導。

 

    小車間里彌漫著一股刺鼻的氣味，每個人都戴著口罩和手套。“這里的條件很艱苦，但大伙的‘飯碗’就在這里。為了養家糊口，有時也顧不了那么多。”王松淡淡地告訴記者，自己好多同學的就業情況比他還糟。

 

    邵亮是2008年畢業的，畢業后先是在廊坊奔波，后又到北京成了“北漂一族”。因為喜歡外語到涉外賓館當過服務生，后來又跑過推銷、做過售后服務。有點內向的邵亮能吃苦，而且很要強，畢業后就一直在外打拼，但他很少抱怨。

 

    “路是自己走出來的，父親沒得早，我就應該勇敢地去承擔，妹妹還沒有畢業，家里正需要錢，我必須努力地去掙錢。”邵亮告訴記者，現在他已經結婚了，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愛人也是大學畢業，但一直沒有穩定的工作。盡管“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負擔很重，但邵亮總能看到希望。“我經常安慰母親和愛人，人活的是信心，有信心日子就會好起來的！”

 

    妹妹邵靜正在實習，工作還沒有著落。但邵靜很樂觀，她說她至少能找到一份養活自己的工作，不會拖累家人。記者問她喜歡什么職業，她說能掙錢就行，如果找不到和自己機電專業對口的，那她還可以去做美容美發，總之她不會“吃閑飯”。

 

    “現在我很知足，總算熬出來了，日子在一天天好轉，覺得越來越有奔頭兒了！”盡管這兩年母親堵國英的身體不太好，但她精神狀態很好。

 

 

    “都說現在就業難，但村里人還是死乞白賴地供孩子上學。”王香屯的村干部邵進軍說，多少年來村民就重視教育，至今沒有動搖過，即便是現在大學生畢業后難找工作，但和沒文化的村民相比，在村里好歹能干出點名堂來的，畢竟肚子里都有墨水。

 

    不僅僅是王香屯，在大城好多村里都有著“砸鍋賣鐵也要供子女上學”的傳統。

 

    西位敢村的安學峰今年60歲，他說他這輩子驕傲的就是把仨孩子都供成了大學生。如今，除了三兒子還在新疆石河子讀研究生，另外兩個孩子都已大學畢業參加了工作。老安是從鄉文化站退下來的，閑暇在家，他大的愛好是“舞文弄墨”寫文章。

 

    “供三個大學生，一定很辛苦吧？”記者問。

 

    “不讓孩子讀書，孩子沒有‘前途’，讓孩子讀書，家庭斷了‘錢途’。”老安說話有著文人的特質。他說，他是從臨時工到合同制工人，一點點干出來的，工資少時每月只有十多元，好在家里有著幾畝口糧地。白天上班，早晚種地。日子窮得叮當響，但他有個信念———“再苦也要供子女上學”。

 

    老安說，自己命不好，正當上學期間趕上了“文革”，盡管有著強烈的求知欲但還是荒廢了學業。可他沒有灰心，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利用別人晚上下棋聊天的時間，不斷擠時間為自己“充電”。就這樣，靠鋤頭為生的他終于謀到了一份用筆桿子干活的“飯碗”。

 

    “即便是現在，我也經常跟別人這樣說，再苦也要供子女上學！道理是這么講，但兒子馬上就要畢業了，就業的問題還是愁得我睡不著覺。”對當下的教育現狀，老安頗感辛酸，幾欲淚下。

 

    采訪中，記者注意到在當地好多村里，教育早已不再像以往那樣是可以讓一個家庭脫貧致富、令人羨慕的“好事”了。一旦孩子沒考上大學，別人便會開玩笑地對他的父母說：老驢終于卸磨了。而孩子一旦考上了大學，別人則會戲謔地對他的父母說：老鼠拖苦瓜———苦頭還在后頭呢。對于許多家庭而言，一年的純收入也就幾千元，大學4年五六萬元的費用，無異天文數字，全家人就是不吃不喝，也要好多年才能湊夠。其父母的生活大有“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退回解放前”之感。再加上如今工作難找，城市生活成本日益趨高，即使大學畢業后，對家庭的回報幾乎為零，有時還要“倒伸手”。盡管如此，好多家長還是咬著牙供子女上學。

 

    “大城人向來重視教育，在歷史上就是有名的，也讓這塊土地孕育出了好多名人。比如，宋代的為官楷模張暉，明代的戶部尚書梁材，近代的民國總理張紹曾……可如今卻經常在下面聽到好多‘讀書無用’的論調。”大城縣地名辦主任楊馨遠老先生，憂慮之情溢于言表。

 

 

    “寒門出孝子，白屋出公卿。大城一直有著重視教育的土壤和環境，也有這方面的因素。”大城教育局長劉鳳會坦言，雖說現今的大城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但依然存在著一定的貧困生。從十幾年前開始縣里就成立了貧困生基金會，目的是讓該上學的孩子“一個都不能少”。

 

    當年正在讀初一的邵靜全部學雜費都得到了減免，這給邵家的經濟窘況也帶來了一些緩解。但是由于貧困生基金會的資金有限，每個貧困學生一次性從基金會領到的捐款只有100多元，對于好多家庭來說不過是杯水車薪，尤其是對于那些孤兒家庭。

 

    陽春三月，大城縣第二小學活動室。記者看到，三年級的小俊(化名)正和同學們玩“五子棋”，孩子們不時發出歡快的笑聲。

 

    “年前期末考試，我語文得了90分，英語得了97.5分，數學成績好，是100分……奶奶到學校看我，可高興啦！”小俊主動和記者嘮起了嗑，紅撲撲的小臉，像朵春天盛開的花。

 

    11歲的小俊，是大城縣南桃子村人。6年前的一場車禍，奪去了小俊的父親，隨后母親改嫁、爺爺病重去世，只剩下小俊和年邁的奶奶相依為命。把小俊和像她一樣的另外91個孤兒從這種凄苦的生活中救助出來，是緣于前年大城縣出臺的紅頭文件《關于孤兒救助工作實施方案》，在全省率先推出了“集中供養、集中就讀”的孤兒政府救助模式。按照規定，全縣所有的孤兒在九年義務教育階段的，都要集中到縣二小和縣四中就讀，每月享受165元城鎮低保金和100元財政補貼。記者了解到，僅孤兒救助一項，一年下來，大城縣財政就要增加支出30多萬元，這對于一個經濟不甚發達的縣來說已難能可貴。

 

    而客觀上，當貧困家庭的孩子幸運地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時，他會發現，學費和城市孩子是一樣的，少則數千，多則上萬。對一個城市家庭來說，這也許并不算沉重的負擔；但對一個農村家庭來說，這個數字是令人幾近絕望的。過重的經濟負擔，是許多家長和孩子“知難而退”的原因之一。

 

    “雖然家庭和政府都在為孩子的上學而努力地抗爭著，但將來的就業問題依然是不得不面臨的另一道檻兒。”一位當地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士分析說，如果一個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只有回家種地或外出打工，而這是不需要上大學也可以做到的。花了很多錢念書卻得不到預期的回報，這樣的結果對農民產生了非常消極的影響，它會無形地助長農村“讀書無用論”思潮的抬頭。

 

    網絡上有一篇流傳甚廣的文章《我奮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文章生動地描述了一個農民子弟是通過怎樣的艱苦努力才和城市白領坐在“星巴克”一起喝咖啡。事實上，對農家子弟來講，能否和白領階層一起喝咖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個人都應該有成功的希望和公平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