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插花藝術從初實用性的佛前供花逐步發展演變成一門獨特的藝術,在其漫長的歷程中不是一帆風順的。對于熱衷此道的人來說,激動之余又有些遺憾。遺憾的是目前中國插花藝術尚不具備自己鮮明的藝術個性,沒有一個總體的發展規劃,特別是插花教學以及理論研究方面較為薄弱,造成了這門傳統藝術后備力量的不足。 在國外,一談到東方插花,人們首推日本插花,相反,具有1500年歷史的中國插花卻鮮為人知,這是非常可悲的。中國是世界上早出現插花論著的國家,如唐代羅虬的《花九錫》,明代袁宏道的《瓶史》(1599年),張謙德的《瓶花譜》。特別是《瓶史》被公推為世界上早系統介紹插花的專著,1781年(日本江戶時期)在日本刊行,并把當時中國文人式插花推廣到了日本,后在日本產生了以作者名字命名的“宏道流”插花。由此可見,中國的插花曾對日本花道產生過重大影響。為什么在以后的發展中就不及日本呢?其中主要原因是過去中國插花大都集中于文人雅士、官宦家庭,普及面不廣,社會經濟固然也是一方面原因,但一直沒有建立起相應的教學體制是主要的因素。 產生于日本平安時代(905年—1140年)的日本插花,一是依托傳統的家元制世代相傳,二是在1887年(明治時代)把插花教學引進了學校,特別在女校中推廣,逐步建立起自己民族風格的教學體制。進入昭和時代,日本的插花事業得到了更廣泛的發展,如1935年插花教學進入日本廣播電視,1941年由政府牽頭設立了全日本花道協會,1949年文部省舉辦了第一屆全國花道展,1955至1958年日本把東方的插花介紹到了歐洲國家,并在當地的國家級美術館舉辦展覽,傳播綠色文化。這一時期日本插花的形式更趨自然,更注重人的個性在插花藝術中的表現和發揮。 在我國,插花的歷史雖然很長,但歷史斷層期也相當長,再次復興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這20多年中我國的插花事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初期,臺灣中華婦女蘭藝社,在繼承和發揚中國式插花藝術上開了一個很好的頭,她們把世界各地博物館收藏的中國古畫卷軸上的插花作品復制下來,制成可觀賞的作品,分為宗教式插花、宮廷式插花、文人式插花、民間式插花進行展出,為整理和研究中國古典插花樣式起到了推動作用。1993年在北京成立了全國性的插花組織,但有規模有系統的教學體制至今還沒有真正建立。現今,人們對插花藝術以經有了一定的認識,但往往只重視一件作品的優劣,很少從宏觀的角度來考慮插花這門藝術在現實及未來生活中生存空間的問題。 插花作為一門綜合性極強的藝術,如何用教學的手段與現代裝置藝術、構成藝術、廣告藝術相結合,尋求和開拓出更廣泛的發展領域,是我們插花創作者應該思考的問題。我突然想起袁宏道《瓶史》 中所說的,“花之所謂整齊,正以參差不倫,意興天然,如子瞻之文,隨意斷續,青蓮之詩,不拘對偶,此真整齊也”。這是中國傳統哲學和美學提倡的天人合一的高藝術境界,而這種境界是通過內省、直覺和感悟來達到的,如把這一美學思想引申到整個藝術發展領域是有失偏頗的,也許會造成局部領域很優秀,總體發展失去平衡的“貴族藝術”。只有盡快發展和建立起自己的教學體制,培養出廣泛的插花愛好者隊伍,中國插花藝術的后備力量就大大增強了,后勁也就足了,正所謂“學習須從規矩入,神化亦從規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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