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省會為什么從保定遷到了石家莊？ 

 

　　保定從清代起就是直隸省的政治文化中心，解放前也曾是國民dang河北省政府的駐地。新中國成立后，河北省的省會也設在了保定。但是，上世紀60年代，省會卻從保定遷到了石家莊。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了省會的遷移？對于這個讓很多人困惑的問題，筆者查閱了一些資料，作了一些研究和考證。現將答案歸納如下：

 

　　一、河北省的省會自民國以來就有了“見異思遷”的毛病，雖然基本駐地在保定，但卻經歷過多次遷移，總難穩定。這應是歷史的原因。

 

　　保定作為河北省的省會城市，已有近三百年的歷史。

 

　　清代的河北省稱直隸省，康熙八年(1669年)，直隸總督衙門落戶保定，從此保定成為直隸省的省會城市。直隸，因其直接隸屬京師而得名。清初所設置的直隸省，其轄區比今天的河北省大得多，包括河北、北京、天津和山東、山西、河南、遼寧、內蒙古的一部分。直隸省總督權重位顯，直隸總督署被稱為清代省府第一衙，所以保定直隸總督府大門口對聯上聯寫道“北吞大漠，南亙黃河，中更九水合環；五洲稱雄，西岳東瀛一屏障”，的確名副其實。

 

　　民國二年(1913年)，直隸省省會由保定遷到天津，至此，保定作為直隸省的省會，已有244年的歷史。

 

　　民國十七年(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廢直隸省改建河北省，轄區已大大縮小，省會仍設天津，但自1931年“9.18”事變后，日寇的鐵蹄日益逼近天津，天津時局不穩。

 

　　1935年6月1日，國民dang的河北省政府為躲避日本侵略者步步緊逼的鋒芒，由天津遷回保定。

 

　　1937年“七七”事變后，抗日戰爭爆發，保定市區淪陷，成了敵占區，國民dang的河北省政府被迫南逃，一度流落到陜西，不久潰散。

 

　　1938年1月1日，日偽于天津成立偽河北省公署，1939年偽公署遷到保定。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國民dang的河北省政府于同年9月20日在西安成立，隨后遷往北平。1946年6月14日，由北平遷回保定。

 

　　1948年11月22日，保定解放。國民dang的河北省政府在解放軍的炮火聲中又逃往北平，之后潰散。

 

　　1949年7月，華北地區大部解放，河北境內解放區連成一片。為此，中共中央決定恢復河北省建制，隨后，華北人民政府發出了調整行政區劃的一五0號通令。通令決定，撤銷原各根據地性質的區劃，恢復河北省建制，省會駐保定。1949年7月12日、8月1日，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相繼在保定成立。

 

　　1958年2月，正值大躍進時期，全國人大決議將天津劃歸河北省。4月18日，河北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七次會議決定：河北省省會由保定遷往天津。搬遷理由是：天津是大工業城市，有這樣一個大工業城市作為依托，對河北省的工業大躍進大有好處，工業農業可以更好地同時并舉等等。很快，河北省省會由保定遷往天津。

 

　　1966年初，情況又變了，美國擴大了侵略越南的戰爭，并把侵略矛頭指向我國；同時，中蘇關系惡化，戰爭危險加劇。為此，毛主 席提出了“備戰、備荒、為人民”的重大戰略指示。鑒于此，

 

　　1966年1月25日，河北省委決定，將省會由天津遷回保定。理由是：天津地處沿海，是國防第一線，一旦打起仗來，天津將有可能成為主戰場。而保定地處冀中平原，西靠太行山，省會遷回保定，既有利于“備戰”，也有利于更好地面向農村，把糧食生產搞上去，以便執行“備荒”的方針。

 

　　1966年5月1日，省委、省人委及省直各機關等先后遷回保定。

 

　　然而不幸的是，省會遷回保定還不到一個月，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爆發了，保定和全國一樣，進入了社會動蕩期……

 

　　通過以上敘述我們可以得知：在清代直隸省時期，保定作為省會城市為244年，天津為15年；在民國時期，保定4年，天津7年；在日偽時期，保定7年，天津1年；解放后，保定10年，天津8年，建國初期還曾一度醞釀將省會遷到石家莊，未成。這些數字告訴我們，雖然河北省的省會隨著政局的變化不斷遷移，但保定作為河北政治中心的地位并沒有動搖。那么，面對“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雨，剛剛遷來不久的省會還會在保定安營扎寨嗎？

 

　　二、激烈的派性斗爭，殘酷的武斗，使保定成了“文革”的重災區，特別是“兩軍”的介入，使保定的政局異常復雜。這些都讓立足未穩的省會望而生畏，極易見異思遷。這應是社會的原因。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毛澤 東親自主持制定的《中國共 產dang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說“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任，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通知》號召要對這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進行清洗。從此，“揪出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就成為“文化大革命”中最流行的口號。

 

　　保定紅衛兵的造反矛頭直指省里的當權派。1966年5月，省人委被奪權，河北省地方政權進人了無政府狀態。

 

　　1967年1月，河北省軍區和駐保69軍奉命介入保定地區文化大革命。2月11日，即宣布有三萬余人的“河北省工農榮復轉退軍人紅衛兵保定八一造反總司令部”(“八一總部”)為反動組織，出動27個連隊，以武力強行取締了“八一總部”等多個群眾性組織，逮捕1200余人，入獄238人。

 

　　保定的造反浪潮一時被平息。

 

　　1967年2月15日，中央軍委電令：“奉毛主 席、中央命令，為了更好地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加強戰備”，決定對陸軍第69軍、38軍的部署作出調整：69軍，由河北保定地區移駐山西；38軍，由吉林通化地區移駐河北保定地區，接替69軍防務，并由沈陽軍區調歸北京軍區建制。8軍的到來，給保定地區的文革形勢帶來了變數。38軍移駐保定地區后，代號改為4800部隊。時軍長李光軍，年48歲，政委王猛，年47歲。該部隊初抵新防區，于2月24日奉命與省軍區一起擔負保定地區的支左任務，成立支地辦公室。軍長李光軍、副軍長劉海清、副政委邢澤主管“三支兩軍”工作。

 

　　介入保定地區支左之初，38軍尚無一定之見。自1967年4月以后，以“八一總部”平反與否為導火線，保定造反派組織重新洗牌，組合成“工總派”(即“農大造反團派”)和“工籌派”(即“革命紅樓派”)兩大派系，較穩健、保守的“工籌派”得到省軍區的支持，受省軍區排斥的較為激進的“工總派”，主動對新來乍到的38軍示好，尋求支持，38軍與河北原當權勢力無任何牽連，在感情上傾向于“工總派”，于是公開表態支持。

 

　　38軍與省軍區(當時稱保定“兩軍”)在支持誰的問題上各持己見，漸行漸遠，裂痕加深，終致水火不相容。與省軍區榮辱與共的北京軍區，對38軍頗為不滿。保定兩派也各恃有軍隊方面支持，沖突四起，武斗不斷。其中最嚴重的一次，于1967年6月22-23日發生在保定市內的河北農業大學，兩派近萬人大規模混戰，雖得38軍和省軍區趕至現場試圖平息，但未能奏效，造成7人死亡，近300人受傷(其中部隊數十人)。

 

　　為解決保定問題，1967年8月，中央通知保定兩派代表進京匯報。期間，兩派代表與“兩軍”——河北省軍區馬輝(司令員)、曾美(政委)，38軍李光軍、劉海清簽訂了雙方關于立即制止武斗的協議，武斗稍歇，但兩派矛盾未能根本消弭。

 

　　當時的保定，大街上隨處可見武斗工事，天空中不時響起零星槍聲。斗爭的雙方都認為自己是在捍衛毛主 席的革命路線，是唯一正確的一方。那時候的省會，就象一葉風雨飄搖的小舟，不知道駛向何方。沒有人關心省會的命運，也沒有人認為省會是什么值得珍惜的好東西。而成群結隊地到省委、省人委機關去貼大字報，呼口號，搞打砸qiang才是正常的。狂熱中的人們哪里知道，一個數十年后才明白過來的巨大遺憾正在悄悄降臨這座災難中的的古城……

 

　　三、陳伯達居心叵測的密謀策劃，鄭維山、李雪峰等人的緊密配合，以及他們對中央的欺騙，使省會從保定遷到了石家莊。這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

 

　　1967年12月至1968年1月間，陳伯達來到河北視察。

 

　　陳伯達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陪同他來視察的是北京軍區代司令員鄭維山、政委李雪峰等。視察起因于毛澤 東的一段指示：“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的方針，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個機構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他們視察的目的是為河北省革命委員會的成立清除障礙。

 

　　當時駐河北各軍、省軍區均傾向于各地較保守一派，唯獨38軍支持激進派。陳等急于穩定局勢，在保定等地的講話中，便站在北京軍區立場，對38軍支持的一派作了嚴厲批評。如鄭維山1968年1月6日在邯鄲接見兩派群眾組織代表和駐軍負責人時，就指責農大造反團頭頭崔士林“利用造反團來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是插到保定和各縣破壞大聯合的，各縣大聯合都被破壞了，五月份以來對付群眾，對付河北省軍區和北京軍區……”。

 

　　“農大造反團”為“工總派”核心，是得到38軍支持的，陳等講話雖然都沒有點38軍的名，但目的明顯是給38軍施加壓力。

 

　　之所以不點名，是因為他們知道，戰功卓著的38軍是毛澤 東本人批準調至保定的。毛澤 東、林彪對38軍的態度如何，鄭、李等人揣摸不透，所以不敢太過造次。

 

　　1968年1月28日，鄭維山、李雪峰聯名簽發致毛澤 東及中央的《北京軍區關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員會的請示報告》，建議在省革委會成立的同時，省會由保定遷至石家莊，其理由是“石家莊的文化大革命走在全省的前頭，工人階級隊伍比較堅強，可以形成全省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第二天，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即發文批準了鄭、李的報告。

 

　　1968年1月30日，正是農歷大年初一。雖是一個晴天，但空氣清冷。早晨，一支25輛小車組成的車隊從保定市區悄悄開出，一路往南而去。深冬的冀中大地，蒼茫悲涼，一望無垠。這支由吉普和轎車組成的車隊，綿延百余米，在空曠的原野上卷起一路黃塵。

 

　　坐在車上的，都是省里的干部，分別來自中共河北省委、省人委、省軍區以及一些省直單位。他們個個神情肅穆，略顯緊張。車隊出市的時候，大家不約而同地回望保定這座動蕩的古城——幾天之后，這里將不再是河北省的省會。

 

　　半個月以前，河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會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的批示，在石家莊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員會，并組成了“三結合”的領導集體，任命李雪峰為主任，劉子厚、馬輝等人為副主任。

 

　　1968年2月3日，農歷正月初五，石家莊洋溢著濃濃的節日氣氛，這天上午，東方紅體育場鑼鼓喧天，彩旗招展，慶祝河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的大會在這里召開，寬闊的體育場上黑壓壓地站滿了人。領導講話后，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游行。從此，石家莊成了河北省的省會。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上，林彪“搶班奪權”的野心暴露，投靠到林彪麾下的陳伯達也翻了車，李雪峰、鄭維山均受到牽連。于是，河北省省會搬遷的內幕也當成了“問題”被揭發出來。1971年1月華北會議期間，李雪峰在“我的檢查”中就檢討了此事的經過：“在河北省革委會成立前后，陳伯達直接出面在籌備會上講話，進一步打擊三十八軍，壓迫另一派群眾組織。他策劃了省會搬家，先由他出主意，我和鄭維山同志同意，兩人聯名寫了報告，用他編造的搬家理由，欺騙了中央”。根據李雪峰的這一檢查，說省會搬家是他們策劃的一個陰謀也不為過，難怪事后有人說，省會搬家是鄭、李故意讓38軍難堪，此說不無道理。

 

　　1970年12月16日，毛澤 東在38軍黨委“檢舉揭發陳伯達反黨罪行”的報告上對陳伯達的問題作了批示：“林、周、康及中央、軍委各同志：此件請你們討論一次，建議北京軍區黨委開會討論一次，各師要有人到會，時間要多一些，討論為何聽任陳伯達亂跑亂說，他在北京軍區沒有職務，中央也沒有委任他解決北京軍區所屬的軍政問題，是何原因陳伯達成了北京軍區及華北地區的太上皇？------”

 

　　事情發展到這里，是非曲直似乎已經有了結論，但問題是，既然省會搬家是“亂跑亂說”的“太上皇”陳伯達蓄意策劃的陰謀，現在陳伯達完蛋了，就應該把被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所以，省會遷石后，到1970年后半年，河北省革委會又有遷回保定的動議。9月29日，毛澤 東主席到南方視察路過石家莊，找省革委負責人李雪峰等談話，問及河北省會設在石家莊好，還是設在保定或天津好？李雪峰回答說，石家莊離太行山近，太行山很深，還是在石家莊好。

 

　　聽毛主 席的意思，似有讓省會重新搬遷之意，但終未明確表態。

 

　　到1971年1月，當時的省革委會領導人劉子厚等向中共中央請示，認為河北省省會還是搬回保定為好。但這個問題經中央政治局討論時，周恩 來批示：河北省省會不要再遷。于是，劉子厚在3月24日的河北省批陳(陳伯達)整風會議上傳達了河北省省會不再搬遷的決定。從此，河北省省會便一直設在石家莊，直到今天。

 

　　光陰如箭，一晃40年過去了。如今很多保定人提起河北省省會搬家的舊事，仍然忿忿不平。經常在網上看到保定的網友罵“莊子里的人”土氣、沒有文化，給河北丟人等。其實大可不必。省會的搬遷，是歷史、社會、陳伯達等當權者的策劃等三大原因交匯而成的結果，反映了那個特定年代的無奈。重要的是，今天的保定雖不再是省會，但自有其歷史文化、旅游資源等方面的優勢。城市大、高樓多也未必全是好事。今天早晨，忽然發現保定也開始在中央電視臺做名片廣告了，主題是“人文保定，山水保定”，畫面十分豐富、漂亮，讓人精神為之一振。是啊，只要自己爭氣，經濟社會發展的好，人民生活安定幸福，就是最大的資本。如大連、青島、蘇州、三亞等都不是省會城市，不是都發展得既快又好嗎。所以，我們今天回憶往事，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大家牢記歷史的教訓，永遠不再搞窩里反、窩里斗，要一心一意謀發展，團結一心搞事業，用改革開放、科學發展的豐碩成果來映襯保定昨天的輝煌，這樣，當我們回首那近300年的省會歷史的時候，當我們想起失去省會這件令人難以釋懷的陳年舊事的時候，才不會感到愧疚和遺憾。

 

　　(本文參考了崔金亮、高 巍、余汝信、王俊卿、張瑞謙等同志發表在報刊和網絡上的有關文章，特致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