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德國施泰夫(Steiff)泰迪熊擁有35個部件,80%的泰迪熊都是用手工制成,學習制作這樣一只小熊通常需要1年。一只施泰夫的泰迪熊售價40-70歐元,之前為了節省薪資成本,施泰夫曾將部分生產外包給中國工廠,但那次合作僅持續了4年就結束了。該公司時任CEO公開斥責中國工廠生產的部分泰迪熊眼歪口斜,毫不可愛,質量缺陷毀了施泰夫的聲譽。他解釋說中國工廠質量不過關的原因是雇員們流動性過大,缺乏長時間的訓練。
另一家德國企業也發現同樣的問題,他們曾頻繁訪問中國合作商,希望能夠建立良好關系,但后來卻發現只要6個月,一家工廠的全部人員就幾乎都換完了。員工的流動率如此之高,令德企覺得不可思議無法接受。
上述兩個中國工廠遇到的關鍵問題:一是技能的缺失,二是人員的高流動性。這在德國企業很難理解的,因為同樣作為制造大國,德國有延續了數十年的“學徒制”。這讓他們的工人從正式踏入工作崗位那一天起,就已經訓練有素。
一位十八九歲的年輕人完成學徒制就等于拿到一份正式的工作合同,除非舉止不當,雇主通過相對較低的成本獲得合格的優質工人,不僅在他們半工半讀期間已教授了他們所有的基本技能,還有曉的傳遞了企業價值觀,企業文化,甚至是職業操守和責任感,這些年輕人可以清晰了解他們是不是樂意從事某個行業,服務某家公司,或是選擇重回大學接著讀書,對于德國或是瑞士社會來說,學徒制既保障社會會有很低的年輕實業率,也控制了員工的流動率。
作為瑞士政府學徒制的重點實施單位之一,維氏集團ceo卡爾.埃爾森納四世接受專訪時稱維氏常年保持有50名學徒,每年接納的新學徒在10-12名在瑞士學生從16歲開始,就可以選擇是接著四年制的高中,還是做學徒。學徒每周有兩天在技術學校進行理論學習,學習與他們學徒相關的專業知識。也有文理分工,其他的三到四天都在公司或工廠學習,在維氏一半對學徒的安排是,第一年學徒部學習基本技術,從鉆孔開始,第二年開始會分到不同的部門,在進行更細致的技術培訓,以前瑞士的學徒制是和大學不能同時進行的,新政策改革以后,學徒制依舊可以讀大學。
瑞士家族企業固寶林集團總裁及董事會成員,家住第六代傳人拉菲爾.固寶林曾談到瑞士的競爭力,他首先提到瑞士的雙軌制教育,在學校里學習理論,并在工廠里進行實習。之后就可以把理論和實踐結合,這種雙軌制的教育是瑞士經濟的重要支撐,把工匠精神一代傳一代。
在德國學徒可以成為技師,也同樣有機會有朝一日成為博士畢業生。因為他們在進入技校并完成學徒制之后,可以在之后進入大學學習。
很多德國政界和商界的名人都是從學徒開始的,德國前總統施羅德就是有名的例子,這位日后的德國總理14歲就開始在一家五金店做了一名零售學徒。保時捷全球執行董事會成員艾莫時,他不無自豪地自我介紹說自己從16歲開始做學徒,所學的技能是制作工具,因為手藝學的很好,甚至一度獲得德國佳工具匠人,的稱號之后他回到大學學習,同時學習生產工藝和工程技術兩個專業。而他本人的職業生涯是從奧迪培訓生項目開始的。
在相對中國來說,中國很多企業在大專生和大本科生上的選擇,讓更多人選擇去學一些根本沒有用的專業,不是有那句話是,要讀熱門的大學,哪怕是冷的專業。公司招進去這些大學生,還要從新培養,而對于那些大專生則進不去這些企業。本科生浪費四年,只為進了公司從新培訓,專科生浪費一輩子的世界也很難進入專業更好的領域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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